博综群书，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
……及太子废，坐法当死。
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为官奴。
久之，乃释。
其后目盲，以手模书，而知其字。
4．《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中说：        历史文物，向世人证实我国隋代已有印刷术。
1983年11月30日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所出版的《中国书画目录》第363号《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图16）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这幅木刻加彩佛像约长32厘米、宽32厘米，似麻纸，画面呈旧米黄色，……此幅下部，有蓝地、墨栏，书写九行，中间一行书“南无胜佛”，另八行为:“大业三年四月大庄严寺沙门智果敬为敦煌守御令孤押衙敬画二百佛普劝众生供养受持。
观此画，边框、墨栏线条齐直，蓝地匀净，显为雕版刷印，而人物着色有红、蓝、赭石、朱砂及紫色，显为以笔敷填，……。
依图细观，下部的题字有勾填墨的迹象，即字体先印出墨线，而后填墨。
以上四例，为隋朝说之主要例证，有文献记载，也有实物遗存。
支持者多，怀疑、否定者也不少。
支持者认为:费长房着《历代三宝                图16 隋木刻加彩佛像 隋大业三年（607年）        记》中的“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指的是采用雕版印刷术印刷佛像和佛经;《续高僧传•慧净传》中的“缮刻”二字，说的就是雕版印刷工艺中的缮写和刻印，字义明确;《隋书•艺术传》中“卢太翼目盲摸书而知其字”,所摸者当然是书版;《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举证《隋木刻加彩佛像》,为美国zhuming拍卖行作为隋代印刷品拍卖，可知在拍卖前必先行鉴定过，且本书著者为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专家，又请zhuming木版水印大师王荣麟、孙树梅鉴别，获得共识。
从此，汉字真正由“象形文字”进入了“象字文字”，汉字的结构基本上定了型。
如果要把汉字的形体分为古今两大类的话，那么隶书以前叫做“古”，隶书开始以后就叫做“今”。
所以说，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
5.楷书        楷书是代隶书而通行的一种字体，它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
楷书即“楷模”之意，是标准字体。
其特点是端端正正，笔画平直，结构方正,书写方便。
从笔形上看，基本上就是所谓“永字八法”，现在汉字的笔形也不过有这八种。
楷书也叫“真书”、“正书”，也有人叫它“今隶”。
从东汉开始逐渐通行，一直沿用到现在，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
社会不断发展，事类逐渐繁多，文字作为工具，为适应需要，必然要求书写日趋简便。
由于佛教的传入，六朝时造像祝福，树碑志祖，纪事日渐盛行。
一般人对于文字的应用也多起来了。
隶书、楷书的兴起，使书写、镌刻大为便利，并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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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章分为四节，论述印刷机器制造、印刷用纸产销、印墨产销、制版材料产销及其它材料制造等各种工业的现况。
当代期虽仅历时五十年左右，但变化剧烈，数据涵盖两岸，综合处理的难度较大；本书尊重史实，同等对待。
七、两岸集体合作        本书涵盖的历史长、跨度大、源头多、范围广、内容繁杂，一百三十余万言的巨著。
绝不是任何个人可以独力承担的，更不是在一、二年间可以速成的。
两岸十多位对大印刷史观有共识的同好，经过多年的构思酝酿，协议各尽心力、各展所长、相互支持、合作撰写并出版这部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影响深远的部中华印刷通史。
中华印刷术的发展史，是集体创作的过程；《中华印刷通史》的著作，亦是两岸中国人集体创作的成果。
作者群像：        张树栋先生，从事印刷四十余年，长期担任印刷史研究、著述和教学的工作,原任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中国印刷近代史》常务副主编和总设计者，曾著作和主编印刷史书十六种，四百万余字。
张先生负责撰写本书之源头篇、近代篇及古代篇之部分章节，并承担总体设计、附录整理和统稿工作。
庞多益先生，从事印刷四十余年，长期担任原印刷工业出版社的副主任、总编辑、编审，编着专书甚多，其中以《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印刷编》具代表性。
庞先生负责撰写本书之当代篇。
郑如斯教授，系北京大学zishenzhuming学者，长期从事书史和印书史的教学和研究，著作如《图书馆古籍编目》、《中国书史简编》等多种与印刷史相关之专著。
郑教授负责本书古代篇中有关印书史部分之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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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咨询：
在古代，印刷主要用于印书，印刷因印书而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普及，印刷史料皆散见于印本书之中。
因此，印本书也是印刷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出版史研究的对象是书籍的编、印、发，因此，印书又是出版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可见，古代的书籍、印刷与出版有着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内涵；印书，既是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也是印刷史、出版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书籍、印刷、出版不分实乃历史之必然；人们对书史、印刷史、出版史的研究彼此交融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观有关印刷史的研究和著述，虽唐宋以来不乏诸如唐代冯宿禁止私印历日、五代冯道刻九经、宋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元代王祯创转轮排字法等有关印刷的记载，但皆系对当时印刷术及其应用情况的如实记述，还谈不上“研究”二字。
真正算得上研究的，当首推本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孙毓修着《中国雕版源流考》。
八十年代末，zhuming书史、印刷史家钱存训博士撰文《中国印刷史简目》，分“通论”、“发明、背景”等15类，计约500种。
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图书工作者撰写的以书史为主的图书版本目录方面的专书、文集和文章，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印刷史研究之概貌。
这足以说明，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是在书史研究的孕育中成长的。
在印刷与书籍、出版不分，在印刷史尚未成为独立学科之前，尤其是在印刷史著作皆出自图书工作者之手的年代里，印刷史著作完全或不同程度地写成印书史，乃历史的必然，这是无庸讳言的。
作为典型事例，八十年代中笔者为zhuming版本学家魏隐儒老先生的《中国印刷史》（按：当时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尚未出版）做嫁衣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魏老先生送来的书稿是以甲骨书、青铜书、竹木书、帛书、石头书、手抄书、印本书为系列撰写的，显然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书史”。
为使其名副其实，征得魏老先生同意，笔者将书稿整理成三编，将印刷发明前的甲骨书、青铜书、竹木书、帛书、石头书、手抄书列入编“雕版印刷发明前的古籍图书”之中，并将书名改成《中国古籍印刷史》。
但相反的在有风力的地方设置一支支大又丑的风力发电塔，有干扰整个风场系统，进一步干扰当地生态系统的现象。
一南一北相隔一百多米的两支发电塔设置，当刮北风时，北方的前塔有15米风速、后塔就只有12.5米风速。
反过来当刮南风时，南方的前塔风速有12米、北方变为后塔的风速降到只有十米，同样都降了16％左右风力，因此在有风场的地方大量设置风力发电塔，使本来较流畅的低空风场流动受到干扰阻碍，也降低很多季候风作用，如风传媒的作物、病虫害的现象产生一些不良变化。
而且高达一百米以上的发电塔叶片，在高速旋转下阻碍一些候鸟的迁徒飞行路径及产生咻咻声的噪音干扰。
如果德国境内每平方公里平原丘陵地上，大约有0.4支风力发电塔，原本野鸟可飞行的路径也将受到相当干扰。
因此当这些对风场干扰的现象，在小规模时期并不明显，一旦使用密度加大之后，则有以前未曾料到的副作用浮现台面极待解决。
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管理委员会，加上COC(Chain of custody, COC) 监管链认证，形成对林业产品有效的生产、营销运输到使用，极为绵密的追踪认证体系，甚至于到回收、再生纸系统，也列入FSC-COC森林认证的管控系统。
事实上整个FSC认证以木材产业为主体，木材一旦砍伐之下，中间芯材可做梁柱、木板到小中的支柱材料，只有边材做为木片磨成机械纸浆，用化学蒸煮成为化学纸浆然后造纸，所以FSC在纸浆、纸张认证，却很少及于包装用瓦楞、纸板等包装材料，为了维系FSC的COC生产链的监管，从深入山林监管每一棵认证木材的砍伐，到整体运输、储材、生产成木料、纸浆到加工制成品，其中造纸又有其它长纤、短纤不同来源浆料混合，今天有50~70％再生纸浆使用下，FSC要尽绝不混合再生浆，一定100％用手处女纸浆也不合理要求，那么混合多少再生将可被认证为FSC纸张，也是油FSC所制定。
以目前FSC组织，占木材、纸浆、纸张世界市场的12％左右，已经动用四万多人做现场访视、监查及做记号管理工作，如果真正体系完成后，可能要动用二、三十万人来做，如果一个号称非营利组织，使用这么庞大的人力架构，也势必造成很大的费用负担，必须转嫁于消费者。
因为今天要做可以再生森林产品的监管机制，是在防止像亚玛逊、印度尼西亚等地热带雨林的被砍伐消灭的问题，但很多有心人士，往往把用纸张的使用，渲染成因为用一张纸山上就会少一棵天然的原生木一样，这种过度的引喻就像讲，吃一块猪肉山上的野山猪就少一条一样不切实际，事实上有绝大多数的原生森林是因雨林开发而砍伐，绝少原生林是为了伐木做纸浆而被砍伐。
至于因造纸砍伐原生林至今是百不及一，如三十多年前印度尼西亚外部加里曼岛担开发前期，才有可能伐木做纸将，如今全部改用种植速生林，六年以上即可做造纸将的原料，而世界上纸浆的木片来源大多数是木业的边材，使用人家剩余或种速生木来供应，完全无涉及原生林的被砍伐危险。
像日本国内，已有三十多年不准砍伐木材，台湾留有的原始森林，三、四百年以上的桧木、杉木都受到极度的保护，怎可能被砍伐呢？
就算有伐木可能性也是做为贵重雕刻、饰品、家具之用，想轮到做为造纸的木片机率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