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尤以卡特、张秀民、钱存训先生的业绩卓著。
是他们，在那浩如烟海的古籍图书的字里行间，勤奋耕耘，寻找着有关印刷术的蛛丝马迹，撰写出《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国印刷史》、《纸和印刷》等不朽的传世之作。
为中国印刷史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导致中国的印刷术从以手工操作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印刷，向以机械生产和光学、化学的应用为基本特征的近代印刷演变。
正是这一演变，导致中国的印刷术及其印刷事业，跨入了它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近代史时期。
人们对印刷近代史的研究也随之提上了日程。
近代印刷术，种类繁多，应用广泛，传入渠道也相当复杂。
采用以往研究传统印刷术发展史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印刷近代史，实难奏效。
恐怕这不能不说是迄今尚无人写出“中国印刷近代史”的原因所在。
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和方案。
于是，“大印刷”和“大印刷史观”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地编纂《中国印刷近代史》的呼声和要求得以落实；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从思想认识的更新，到观念的改变，在逐渐演变中；“大印刷史观”为越来越多的、包括老一代图书版本学家在内的专家学者所赞许，用“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近代史、甚至重新研究印刷古代史，势在必行；人们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和热情。
近几年，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印刷高等院校设置“中国印刷史”课程等一系列印刷界、印刷史学界的重大事件的发生，既反映了当今蓬勃发展着的中国印刷历史研究的现状，又可从中看到中国印刷历史研究的前景和曙光。
1991年6月29日，在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会长范慕韩同志召集的会议上,成立了以笔者为组长，辽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夏炎同志、上海印刷出版高等专科学校王世玲教授为副组长的编写组，着手对《中国印刷近代史》进行总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