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论断虽然有些夸大，但世界性事件的确对别国历史上的出版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姚公鹤关于强调在中国新式政治出版的兴起中，国际影响的作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
对于中国来说，根本的原因仍是在1894-1895年间中国战败给日本，北京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时报》1932年的一次回顾专辑中，编辑家徐斌斌（笔名：老汉）将晚清报人“警醒落后者，唤醒冷漠者”的决心归于他们因中日战争而产生的深刻国耻感。
因为政府接受《马关条约》而引发的众怒，其次的表达是在1895年5月的公车上书，请愿书以康有为主笔起草，有1300多名科举考试考生联名签字。
由此发展成为以康有为为首的强学会，参与者主要是康有为的一些学生，包括梁启超、徐勤、汤觉顿。
中国早的新式政治期刊是强学会的机关报。
包括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的《中外纪闻》（原名《万国公报》），及1896年1月创刊于上海的《强学报》。
这些报刊和强学会自身的目标在于激发大众对国内国际事件的关注。
由于政府怀疑这些年轻的“自强者”的目的，强学会在1896年1月20日被迫关闭，尽管如此，在1895年事件的影响之下，履行改革和承诺国家变革方面的阻力还是被大大削弱了。
《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很快被1896年8月9日创刊的《时务报》所取代，《时务报》成为早期有影响力的改革类期刊之一。
中国出版业的历史就是这样不可逆转地生成的。
1895年的事件给晚清出版业带来的既是量变，也是质变。
然而在1890年代早、中期，主要的港口城市只有十几份报刊出版，1895至1898年间，则增至60多份，其中还有很多并非在外国人掌控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