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人传来新式报纸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官办报纸“邸报”，早甚至可以追溯至汉朝（前206-220），更不用说唐朝出版过的“邸报”了。
“邸报”由各省官府在首都的亲信通过私人通信的方式传到地方，这些报纸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中介。
在晚清，这些官方报纸以“京报”的形式出现，并在1907年转变为“政治官报”（Political gazette），在1910年成为“内阁官报”（Cabinet gazette）。
除了中国本土印刷业形式和印刷技术的发展，外国在华出版业的确对晚清中国的期刊和媒介产品的逻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1815年起，出于传教目的和商业利益，西方人便开始了在中国的活动，为此后一百年间的出版人提供了可堪借鉴的模型和所必需的印刷技术：1870年代末期的平板印刷术，1880年代的活字铅印。
西式印刷业在中国所获得的国际特权，也进一步为本土报纸自由运作提供了独立于王朝中央管控之外及物质上和法律上的空间。
上海成为了中国新式报刊发展的中心城市，同时也正是《时报》的创办之地，由于那时的上海是条约所规定的港口城市，能够为出版业提供治外法权上的保护，能够获得进口新闻纸和印刷机器，也是一个全球文化的中心。
这并非意味着外国因素决定了晚清出版历史的发生。
更确切地说，它启发了新式出版人利用报刊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与社会观点，也为表达和传播改革理念提供了语境。
然而，中国的出版业同国外的出版业在很多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西方的印刷业是在早期资本主义的推动下产生的，而在中国，印刷术的出现比欧洲早500多年，但其功能仅仅体现在政治方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新出现的印刷媒体的作用解读为：通过表达“想象的共同体”而催生新的主体性，尽管这一解读与晚清中国有一定关联，但安德森的理论的起点和终点都难以契合中国印刷业历史的演变。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并非资本主义与印刷业之间的互动使得新的政治团体变得可以想象，而是新式印刷业和政治改革之间的联系使得报人们挑战旧式理念，使得为他们自己和读者培育新的集体认同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