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重要的、严格限定的“集体认同”，并不符合安德森非常明确的“国家意识”模型。
在清朝统治的一半时间里，特别是后十年间，主要的社会危机和政治拐点记录了中国这种集体认同感的进化，也使得新式出版业的历史更具深意。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结束了1894-1895年间的中日战争，激发了年轻、求变的文人，也催生了中国有影响力的政治报刊。
1898年的百日维新进一步扩大了这些期刊所影响和占据的空间，而紧随其后的戊戌政变却又几乎消灭了所有的媒体，关键的报人也被驱逐流放。
当清政府终在1901年宣布实施宪政改革，中国大陆报业的又一次良机拉开了序幕，《时报》这样的报纸也能够通过扮演非官方改革派，着力扩大中国新的中层社会。
开端：外国、传教士、商业西式报纸既能影响像《时报》这样的政治报刊的功能，也能影响其形式。
自19世纪初期始，外国传教士、外国和中国的商业组织就借助报刊来达成他们的宗教或商业目的。
在1815至1894年间，新式出版业几乎都由外国人控制，大约有150份左右的外国人经营的外语报纸，70多份外国人经营的中文报刊。
尽管早在华办报的是葡萄牙人，但英国人办报的数量多，是其他国家所办报纸数量的两倍左右。
美国人办的报纸数量位居第二，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德国和日本。
这些报纸中的大部分都在条约划定的租借地出版，例如上海、香港、澳门、广州、福州、杭州、天津、西安、烟台等主要的中心城市。
这70多份中文报纸中的70%是由传教士创办的，是传教布道的工具。
这些西方传教士期刊传播和散布耶稣基督的“真”，反映了宗教和道德维度上的“传播的传递观”，目的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拓上帝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