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起源、发展乃至变革，几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起源越早越好”的预设更让当代学者的结论与历史的真实渐行渐远。
近出版的两部著作，却逐渐廓清了印刷术发展史上的种种迷雾。
其一是辛德勇的《中国印刷史研究》。
根据该书的考证，中国印刷术起源于唐代中期，唐代末年到五代时期，印刷术从民间进入精英阶层。
这本书反驳了一个流行的观念，即清代以前尤其是明代时期，已经出现了铜活字印刷术。
而辛德勇认为其并未出现，只是在铜版纸片上放置泥活字、木活字或者锡活字。
到了清代，因为解决了木质受潮的问题，且铸造方便，成本低廉，中国都是以木板印刷为主。
辛德勇指出，中国没有诞生铜活字印刷，“这样的看法，很多中国人可能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但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近代以来西方印刷术对中国的影响，同时也能理解，“中国从‘传统书业’至‘现代出版’的转变，进一步引发图书文化一连串的变动，导致了印刷、装订等方面区别于古代出版的一系列技术变革”。
另一本著作《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则以近代来华教士的活动为中心，通过廓清早期传教士建立印刷所、书院、书馆等机构的文化活动，探讨西式活字印刷技术取代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术的全过程，重现近代早期中国印刷的变局。
其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作者苏精曾负笈英国攻读“书目、校勘与出版史”，这使他既有的研究方法，也有机会阅读海外的英文档案。
1807年1月31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离开伦敦，告别亲友，绕道美国前往广州。
马礼逊来华之时，清朝政府余威犹在，天朝上国的自豪感使得外国人受到诸多限制。
因此，马礼逊为了完成“上帝的事业”传播福音，不得不采取迂回政策，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地区进行宗教书籍的印刷，然后再想办法让书籍流通到中国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