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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华尔街日报编辑Mary Kissel解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自由度与基本税率或开征新税有很大的关系，若税率愈低则评分愈高，而香港政府在财政收入有大幅盈余下，仍有空间调低税率，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
政府运作和公共建设都在需财，正如香港财政司长说：死亡与缴税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同意政府必须征税以维持运作和应付基建、教育、医疗、治安、社会福利和各种各样的常务开支，但将长久行之有效的简单税制和低税率作出修改，便必须加倍小心，不可以因影响民生而做成不良效果，甚至影响工商各业的经营环境。
香港自上世纪80年代藉国内开放改革的契机，工业生产逐渐迁往国内，特别是邻近港澳的珠三角经济特区，以前店后厂方式经营，将珠三角打造成一个国际闻名的世界工厂，自97回归之后，中港关系犹如唇齿相依，密不可分。
所以国内所订下的税务条例，直接影响了港澳厂商的经营环境和生存空间。
以上所举的两个实例便足以说明，无论国家或香港政府推出任何新的税务条例，宜先作出咨询，将不良影响减至少，就算税务条例非执行不可，若已曾经向公众咨询，业界便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作出调整，可以将震荡减轻。
有人这么说：「抽税的艺术有如在鹅身上拔毛，一方面要能拔到毛却又不能让牠感到太痛」。
政府有一定的组织架构，雇用一大群官吏、公务和劳务人员，在教育、国防、外交、生产、建设、防灾、赈济与社会福祉的实施，加上交通、民生等等数不清的基础建设都需要人和钱，否则就无法推动，所以历年来每一个政府都把税制、税收当成非常重要的施政后盾，承平时代尚且如此，在有战争灾荒的年代更要谨慎因应。
在古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曾实施以住家门户的大小来课税，因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众便在一楼只设置小门，而把二楼的窗子开得很大，运用滑轮将所有重物或巨大的家具由二楼吊入屋内。
古时税收分别有田赋、房屋、人丁税、更有米粮、盐税等等，一旦税收不够用时又会新立名目来加征其它税项，古今中外因抗议苛扰不正义的税捐而发生的民变、暴乱，甚而推翻政府的事件多到不可胜数。
多年来台湾曾为延长九年国民教育而附加教育捐，此捐对印刷业来说是利多，因为教育捐的部份和教育上的硬件、软件建设有关，从教材、教具、图书典藏等，整体来说都是可以增加印刷业的业务。
有一年立法委员发现宪法里明定15％国税必须用于教育经费，所以国立大学及文教机构，大量涌入三、四倍的年度预算，于是各校如雨后春笋般的盖起校舍来。
又为了筹措建设资金，便在营业交易上实行5％的加值型营业税，在实施之前有很多印刷业者担心市面会萧条，但实施后情况却还好，因进货和劳务等5％的加值税发票，营业单位仍可抵用，所以多出来的只有自己的劳务、加值和利润部分的5％税项。
久而久之如餐饮、九人座以下车辆等费用不能报抵加值税项，但在报税时仍可抵进项支出，所以加值型营业税施行后，实行很多年的印花税和某些地方税也减征。